辩护人在审判阶段是如何保障辩护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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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关于辩护人在审判阶段有哪些作用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1、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刑事案件的诉讼文书主要包括立案决定书、拘留证、批准逮捕决定书、逮捕决定书、逮捕证、搜查证、意见书等为立案、采取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以及提请审查而制作的程序性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主要包括法医鉴定、司法精神病鉴定、物证技术鉴定等由有鉴定资格的人员对人身、物品及其他有关证据材料进行鉴定所形成的记载和鉴定结论的文书。所以，刑事案件的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反映了刑事案件的基本情况、案件性质和一些主要证据，是律师了解掌握案情的重要依据。按照法律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律师以外的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
2、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在审查过程中，辩护人为了更好地为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羁押，辩护人就有权与犯罪嫌疑人会见或者通信，以便了解案情。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审查之日起，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
3、辩护律师可以收集与本案有关的证据材料。这是新的刑事诉讼法赋予律师的一项重要权利。在过去的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律师可以为被告人去收集证据，证据只能由司法机关在侦查等活动中进行收集，使律师的辩护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不利于报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加强控、辩双方在法庭审理活动中的作用的同时，规定辩护律师可以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收集、调取证据，是对刑事诉讼辩护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根据法律规定，这一项权利只能由辩护律师行使，其他辩护人没有这个权利，具体有三个内容：
第
一，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这就是说，律师收集证据材料有一个前提，即必须经过提供证据材料的证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同意，如果不经证人或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同意，律师不能强制性地要求证人或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证据，这一点与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有明显的不同。司法机关调查取证具有法律的强制性，即除了采用询问的方式外，还可以使用搜查、扣押等强制性方法，而律师是不能使用法律规定的搜查、扣押等强制性方法的。
第
二，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第
三，当辩护律师在上述情况下仍无法取得有关的证据材料时，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去收集、调取证据，关于这一点，决定权在人民检察院，律师只有申请权，人民检察院是否去收集、调取证据，由人民检察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判断决定，对于人民检察院决定去收集、调取证据的，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去收集、调取证据，而不是由律师去收集、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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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2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上海市尚伟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亲属和其本人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第二被告王的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依法履行职责，承担辩护任务。 　　签于本案的立案背景和社会反响，经过详细翻阅案卷，认真会见被告以及上次和今天两次参加庭审所掌握的情况，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王犯有票据诈骗罪的事实不清和证据不足。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结合本案事实和法律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被告人王介绍Ａ和Ｂ认识是出于请教专业知识的需要，并非起诉书所指帮助Ａ物色可以实施犯罪的单位。从被告人王、Ａ）和Ｂ的在公安机关的口述可以互相印证说明，被告人王是在2007年3月以前，因Ａ需要了解公司增资扩股的操作程序知识，被告人王才介绍他和某某公司财务总监Ｂ认识的，当时他们的见面也确实只是讨论有关公司扩股验资方面的事情，互相还交换了名片，并没有谈及Ａ借用某某公司任何款项的问题。Ａ是某某（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Ｂ是某某公司的财务总监，以后Ａ和Ｂ之间的互相接触或电话联系商谈借用资金的问题应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业务联系。被告人王作为银行工作人员当然无权干涉。
二、某某公司的银行开户资料是Ｂ主动交给Ａ的，与被告人王无关。从上次庭审中公诉人对被告人Ａ和王的讯问以及Ａ的口供中可以证明，某某公司的银行开户资料是Ｂ打电话给Ａ联系好后，由Ｂ主动交付给Ａ的，Ｂ之所以通知被告人王，是因为他要告诉被告人王资料在Ａ那里，要求王从Ａ处领取并且帮助他为某某公司在某某银行市南支行开户。Ｂ交付开户资料给Ａ时被告人王在外地出差，根本就不在青岛，她接到Ｂ的电话后，只不过出于工作上的责任心帮助Ｂ再次和Ａ联系了一次。根据证人某某公司法人代表徐柏平的证言，某某公司财务总监Ｂ具有500万元资金的调配权限。根据Ａ单独在公安机面前作出的口供可以证明，Ａ是在和Ｂ就借用某某公司500万元款项的利息达成了约定后，Ｂ才将银行开户资料主动送交Ａ手下人员的。
三、Ａ私自刻制某某公司的印章、更换某某公司开户印鉴的过程被告人王既没参与也不知情。在庭审中Ａ和王的陈述以及吴明生等证人的证言均一致证明，Ａ在拿到某某公司的银行开户资料后私自派人偷刻了某某公司的法人章和财务转用章，并且调换了某某公司的银行开户印鉴。对于这一点，根据Ａ在公安机关面前的口供可以证明Ｂ对他的行为是明知的，并且心照不宣。而被告人王对此当时是一无所知，并且她在事后得知Ａ更换了某某公司的印鉴后也及时告诉了某某公司财务总监Ｂ。这也充分证明了被告人王并没有和Ａ共谋伪造某某公司印章的事实。
四、Ａ动用某某公司500万元存款是他本人和Ｂ达成一直意见的结果，被告人王在印鉴核对无误后没有理由拒绝出票划款。通过庭审已经查明，2007年7月底，Ａ要求被告人王从某某公司的帐户中划出500万元出具本票一事，是Ａ和Ｂ已经说好的事情，被告人王作为银行工作人员没有理由对符合印鉴的提款请求予以拒绝，况且Ａ和王说Ｂ知道并且同意这样操作。 　　综上所述，被告人王在本案中既没有非法占有青岛某某经济开发区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某某公司）的动机和故意，也没有参与或共谋伪造某某公司的印章骗取某某公司的500万元款项，更没有从中取得任何回扣或好处费，其在印鉴比对无误的情况下出具的本票符合银行业务规则和操作程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票据诈骗罪的规定，因此青岛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关于指控被告人犯票据王诈骗罪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辩护人请求法庭对被告人王进行无罪释放。本辩护意见暂且到此。谢谢！ 此致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辩护人：某某 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就是根据规定对审查起诉阶段无罪辩护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