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如何办理

当然要判刑呀，你们再怎么达成和解，你也涉嫌犯罪了呀，肯定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取得受害人谅解只是一个从轻处理的情节，，建议及时聘请律师到看守所会见当事人，向司法机关了解案情，积极做好辩护准备，积极争取减轻从轻处理或缓刑，如果能够成功争取到缓刑就不用实际坐牢服刑，需要律师帮助可以与我联系，常年专业办理各类刑事业务。

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对犯罪嫌疑人王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并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事实与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江苏海滋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犯罪嫌疑人近亲属王的委托，指派本人担任其辩护人。犯罪嫌疑人王因涉嫌故意伤害罪，于2016年4月19日被连云港市公安局分局刑事拘留，现羁押于连云港市看守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王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该局在涉案双方于2016年5月17日已经达成谅解并将谅解协议书提交给该案主办单位的情况下，没有将该谅解协议书附卷移送就将此案以涉嫌故意伤害罪报请批捕，区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5月26日以涉嫌故意伤害罪批准逮捕。辩护人认为，检察机关应当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对该逮捕措施进行必要性审查。辩护人认为，继续对王采取逮捕措施是非常不必要的，应当予以纠正。一、犯罪嫌疑人王主观恶性小、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本案有其特殊性，案发原因是事发当天即2015年12月6日程(本案“被害人”)违规驾驶车辆撞到了嫌疑人及其80多岁的奶奶龚，程在120车到来把龚准备送往医院的时候准备驾车逃离，王为了阻止程离开，与程发生了冲突，由于王在案发前一直服用精神内药物加之交通事故的撞击、对奶奶感情太重等多重刺激，在对方肇事后准备逃离时情绪失控，双方发生动手行为，其本人手当时也被对方咬伤、身上有多处抓伤等，现王也为此事很后悔。该案明显区别于其他故意犯罪案件，嫌疑人的主观恶性明显较小，且对方存在明显过错并案件是由其所引起，案发后嫌疑人及其家人已经主动和对方协商履行赔偿事宜并得到了对方的书面谅解，因此该案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二、犯罪嫌疑人王身体状况不适宜羁押。犯罪嫌疑人王在事发后被送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治疗住院一个多月，出院时医生建议其右大腿后侧占位性病变需要手术治疗，因被羁押导致此伤情持续恶化不能进行手术治疗。同时嫌疑人王在案发前即2015年10月26日被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此后一直在服用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为了防止其病情继续恶化、及时治疗，因此不适宜长期羁押。基于以上理由，辩护人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纠正对王的错误羁押，建议侦查机关对其取保候审。

功能定位不同。进行逮捕必要性审查的过程，就是分析评估犯罪嫌疑人适用逮捕可行性的过程，目的是保障侦查、起诉和审判等追诉活动的顺利进行，体现了惩治犯罪的功能理念。羁押必要性审查则通过跟踪关注犯罪嫌疑人的捕后羁押状况，防止发生对犯罪嫌疑人的审前不当羁押并纠正超期羁押，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彰显出保障人权的功能价值。 职能主体不同。逮捕必要性审查是审查逮捕权的一项重要权能，检察机关和法院作为我国法定的审查逮捕权行使机关，均是逮捕必要性审查的职能主体。羁押必要性审查在本质上具有诉讼监督的属性，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承担着对诉讼合法性进行监督的职能，因此是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唯一职能主体。 启动权限不同。逮捕必要性审查依附于审查逮捕而启动，我国审查逮捕有两种启动方式，即法院依职权启动和侦查机关依职权向检察机关提请逮捕而启动，启动权仅限于公权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则在公权机关之外赋予公民一定的救济参与权，除检察机关依照监督职能启动审查程序外，也可由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请而启动。 审查方式不同。刑诉法推动审查逮捕由“行政审批”向诉讼化模式转变，规定逮捕必要性审查除阅卷、讯问犯罪嫌疑人等传统方式外，还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和听取辩护律师意见。而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的规定，羁押必要性审查不仅涵盖了逮捕必要性审查的全部审查方式，还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侦查取证进展情况和听取办案机关以及办案人员的意见，并且以“其他方式”作为兜底条款，审查方式更加灵活多样。 审查内容不同。逮捕必要性审查的主要内容是刑诉法规定的逮捕条件，当前尤其应当强化对社会危险性的审查。羁押必要性审查除审查是否符合法定逮捕条件外，还应当重点审查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后的身体状况、认罪态度、悔罪表现以及办案机关的办案进度、工作需要、羁押期限等情况，以作为判断有无继续羁押必要的事实依据。 法律后果不同。审查逮捕权是一种形成权，检察机关和法院进行逮捕必要性审查后，根据审查结果能够单方作出是否逮捕的决定，并立即产生羁押犯罪嫌疑人的法律效力。羁押必要性审查则是一种建议权，检察机关审查认为不需要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的，只能建议有关机关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检察建议并不必然导致羁押状态改变的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