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众斗殴罪的主体如何认定? 如何认定聚众斗殴罪?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聚众斗殴罪，是指为了报复他人、争霸一方或者其他不正当目的，纠集众人成帮给伙地互相进行殴斗，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聚众斗殴罪的主体是，凡年满16周岁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聚众斗殴罪。但并非所有参加聚众斗殴者均构成聚众斗殴罪。只有聚众斗殴的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者，才能构成聚众斗殴罪主体。所谓首要分子，是指在聚众斗殴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所谓其他积极参加者，是指除首要分子以外的在聚众斗殴中起重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对于一般参加者，只能依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追究行政责任，不能构成聚众斗殴罪主体。《人民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五条聚众斗殴一次，参与人数少、无人员轻伤、社会影响较小的，首要分子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一年，积极参加者的基准刑为拘役或者管制刑聚众斗殴次数每增加一次，刑期增加六个月轻伤每增加一人，根据损伤程度，刑期增加六个月至一年轻微伤每增加一人，刑期增加二个月。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基准刑增加六个月或者刑种升格。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聚众斗殴罪是否有主从犯之分一、从理论上来看，应当区分聚众斗殴罪的主从犯根据《刑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主犯是相对从犯而言的。根据《刑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聚众斗殴的首要分子是指在聚众斗殴中起组织、指挥、策划作用的犯罪分子。积极参加者是指除首要分子以外其他在斗殴中发挥重要作用或者直接致死、致伤他人者。聚众斗殴中的首要分子是相对于积极参加者而言的。从《刑法》第二十六条和九十七条的规定看，主犯和首要分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同样从犯与积极参加者也是不同的概念。聚众斗殴犯罪中的主从犯与刑法规定聚众斗殴中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是不同的概念，同事二者之间并不冲突，也不存在对应。一般来讲，聚众斗殴犯罪中首要分子就是聚众斗殴共同犯罪的主犯，但个别积极参加者也可以构成主犯。因此，在既不存在冲突也不存在对应的情况下，排除聚众斗殴犯罪中的主从犯的区分是说不通的。二、从法律规定上看，应当区分聚众斗殴罪的主从犯评价共犯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大小，应主要从各共犯在共同犯意形成中和实行犯罪中的作用及其造成客观危害结果中的原因力大小等方面来评判。认定主从犯的依据应是《刑法》第26条及27条规定的，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这是区分主从犯的唯一法律依据。聚众斗殴罪是共同犯罪，就应当适用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适用共同犯罪中主从犯划分的规定。因为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属于刑法总则的规定，聚众斗殴罪则属于刑法分则规定。刑法总则的效力遍及刑法分则。如果聚众斗殴罪只区分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而不适用共同犯罪主从犯的划分，无疑是违反刑法总则效力的规定的。我国《刑法》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主从犯如何区分一、一般情况下，以下这类人可以认定为主犯：1、起意者。一般来说，共同犯罪中，犯意的发起者并且参与犯罪实施的，往往是共同犯罪中的主犯。2、犯罪的纠集者。在参与共同犯罪的人中，每个人参与的主动程度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这往往表现在纠集与被纠集的关系上，而犯罪的纠集者一般都是共同犯罪中的主犯。3、犯罪的指挥者。在多人参与的共同犯罪中，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往往是互相配合的，这就需要有人协调共同犯罪的行为，这种人在共同犯罪中充当指挥者的角色，是共同犯罪中的主犯。4、犯罪的主要实行者,即主要的实行犯。这些人虽然不像首要分子那样在共同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但却是共同犯罪的积极参加者，或者是犯罪结果的主要责任者，应当认定为主犯。二、从犯的认定根据《刑法》第27条的规定，从犯分为以下两种：1、起次要作用的从犯，即次要的实行犯。这种从犯是在共同犯罪主犯的组织、领导、指挥下参加犯罪，直接实施危害行为，对犯罪结果的产生有直接的责任，但相对于主犯而言，他所起的只是次要作用。起次要作用的从犯，一般具有这样一些特征：(1)对犯意的形成起次要作用，比如被他人劝诱或纠集，对主犯的犯罪意图表示附会或服从;(2)在具体实施犯罪中处于被支配地位;(3)没有实行犯罪中的一些关键重要情节，对犯罪结果所起的作用较小;(4)经济犯罪中，不能主持分赃或者分得赃物较少。2、起辅助作用的从犯，即帮助犯。所谓帮助犯是针对实行犯而言的，是指没有直接实施某一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但为犯罪创造了便利条件的犯罪分子。起辅助作用的从犯，一般有这样几种情况：(1)提供犯罪工具;(2)提供犯罪对象;(3)为实行犯带路，察看作案地点;(4)侵财犯罪中帮助实行犯调离财物所有者或监管者;(5)犯罪前允诺事后为实行犯运赃、窝赃、销赃。可见，在司法实践中，更多的是从主客观各方面去区分主从犯，包括共同犯罪中的起意行为、所处的地位、实际参与程度、对危害结果的影响、对赃物的控制程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