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数额辩护词，诈骗罪数额的判决

诈骗罪数额较大辩护词的内容有当事人信息、辩护人信息、诈骗罪的犯罪事实、辩护意见、法律依据以及需要说明的相关事项等，应当重点就诈骗罪数额较大的认定和量刑处理情况进行明确的说明。

盗窃罪的辩护词的中应当写明辩护人和被告人的基本信息、具体明确的犯罪事实，以及行为人实施盗窃的行为所涉及的真实数额、对于人民检察院所指控的犯罪数额的事实的反驳等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 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 　　 (二)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 　　 (三)盗窃数额达到“数额较大”或者“数额巨大”的起点，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分别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1、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 　　 2、盗窃金融机构的; 　　 3、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 　　 4、累犯; 　　 5、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6、盗窃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 　　 7、盗窃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的; 　　 8、造成其他重大损失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第六条第三项将累犯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但该《解释》使用的是“可以”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并非是应当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也就是说，对于累犯并不是一律都应当加重处罚，而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通常只有当累犯的盗窃数额接近数额巨大的标准，且没有其他从轻处罚的情节时，才能适用加重处罚。如果累犯盗窃数额刚刚达到较大的起点标准，或者离数额较大的上限额还相差较大时，则不应当适用加重处罚。《上海法院量刑指南》（沪高法[2005]83号）第九条也明确规定适用加重处罚情节时，应当遵守必要的限度，如犯盗窃罪，同时具有累犯等情节，依法需升格至上一个法定刑幅度量刑的，应当遵守两个限制性条件，其中的一个限制性条件就是“基础危害行为所对应的刑罚量应当接近上一个法定刑幅度，否则，一般只能在本幅度内从重处罚”。本案被告人盗窃数额只有7000元，远远没有达到2万元的数额巨大的标准，且被告人有多个从轻情节。因此，被告人虽系累犯，也不应当加重处罚，而只能从重处罚。 其次，《刑法》第六十五条明确规定对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也就是说，对于累犯应当在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罚，而不应突破法定量刑幅度加重处罚。这也是刑法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一个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第六条第三项是对盗窃累犯是在法定刑以上升格判处，不是从重处罚，而是加重处罚，其结果是直接违背了《刑法》第六十五条和第六十二条的规定。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本案被告人家属的委托，并征得被告人的同意， 所指派 律师担任涉嫌挪用公款案一审辩护人。本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被告人挪用公款的罪名没有异议，现就本案量刑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一、被告人在检方介入前，向学院主动投案、如实交待的行为应认定为自首。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 (一)项规定：“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第 (二)项规定“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在本案中，2009年2月10日本案被告人在犯罪事实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其所在单位有关负责人员投案，案发前即以书面形式向学院提交了《悔过书》，如实、全面的供述了自己全部的犯罪事实，协助单位查账、对账，使案件在侦查部门介入之前，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 根据的〈悔过书〉及检方的《归案经过》及庭审中调查的事实，洪山区人民检察院是接到工院的举报而立案的，而工院的报案来源于被告人当天向学院的主动交待。所以，被告人的行为符合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应认定为自首。 二、被告人认罪态度好、主观恶性较小，可以酬情从轻或减轻处罚。 1、被告人一贯表现良好，无任何违法和犯罪记录，是初犯、偶犯。其本人在平时工作中，是一个勤免尽责、认真负责的工作人员，多次获得单位的嘉奖。被告人犯罪的起因在2007年时下半年开始，用理财方式通过周转学费赚钱，再把学费归还。所以，辩护人认为，的主观恶性小。人民法院应本着教育与惩罚相结合，且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判案原则，给被告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2、被告人其挪用手段不恶劣。从本案的事实可知，被告人炒股和买彩票时，只是将已在自己个人银行帐户上的款项转到自己的证券帐户上，没有采取挪用公款罪通常采用的欺骗、造假帐等手段。 3、被告人在案发前向学院交待了全部问题，在归案后主动配合办案机关查清案情。这说明被告人知罪、认罪、悔罪的决心，悔过表现很好。辩护人请法庭充分考虑这一情节。 三、关于被告人挪用公款造成的社会危害较小。 被告人挪用单位的公款，虽然数额巨大，但就其所造成的后果，本辩护人认为不是很严重。检察机关的指控和法庭已经查明，挪用公款的主要去向是用来购买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福彩和体彩机构是国家政府设立的一个公益机构，隶属于民政系统，发行彩票是国家募集发展福利、体育事业资金的一个手段。被告人挪用公款主观上是为了自己中奖获利，获利的目的是为了向学院还款。但客观上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把学院的学费转移到了福彩、体彩中心的帐户上，把国家政府的钱从国家的一个口袋倒腾到另一个口袋里了。所以这些钱并没有因为的挪用公款的行为而损失，而只是改变了钱款的用途。这与那些挪用公款后做生意亏本而不能偿还的挪用公款案相比，社会危害性要小得多。所以，请法庭在对量刑幅度时，应当充分考虑到的这种挪用公款后不退还的社会危害性较小的因素，以有别于挪用公款后彻底损失掉挪用的公款案件。 四、关于退赃的问题，我们认为被告人实际上在案发前已主动退还学费二十余万元，余款被告人主观上原意退赃，只是客观上退赃不能。 根据洪山区检察院对工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的询问笔录及对学院报帐员的询问笔录，在2008年9月份时，向学院上交了22万余元的学费，即在案发前已主动退还了部分挪用的学费。由于的挪用公款的钱均用于购买股票及彩票，为了能够积极还款，被告将中奖的金额也投入其中，导致今天的后果。 另外，被告人参加工作时间不长，又与前妻离婚。父母远在宁夏农村，家庭经济情况很差，父母均有重病在身。被告人在案发前本想通过借款方式退还挪用的公款，后来没有筹到。所以，我们认为在退赃问题上，主观上是愿意退赃，只是客观上确实退赃不能。 五、学院财务管理制度的混乱是被告人导致走上犯罪道路的外因。 本案中学院财务管理制度的混乱、学费管理方面存在重大问题，而且这种错误也没有及时被改正，这在客观上诱使了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学院制度缺陷的延续也是导致被告人在长达二年多的时间原因，导致挪用数额的增加。被告人工作后产生的拜金主义思想和法律意识谈薄是其犯罪的内因。本案的另一事实是既非财务人员，也没有经过任何财会知识上岗培训情况下就履行直接收学费有职责。而且学院方面也违反相关会计制度，长期对学费收取方面不进行核查、对帐。这个后果的产生，其中学院的过错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个犯罪情节与一般的积极主动寻找作案机会的犯罪有所不同，法庭在量刑时应当考虑这个因素，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被告人有自首的行为，且归案后认罪态度很好，虽然挪用公款的数额巨大，但其主观恶意小，且社会危害性不大。所以请法庭在对被告人量刑时，充分考虑到这些情节。

二审刑事辩护词格式涉嫌盗窃案二审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山东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委托，指派我担任涉嫌盗窃一案的二审辩护人。庭审前，我查阅了本案的案卷材料，并会见了被告人，刚才又参加了法庭调查，现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为被告人作罪轻辩护，希望法庭能够采纳。 一、被告人具有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法定、酌定事由，而一审判决对被告人没有真正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系未成年人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系从犯。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而一审判决对被告人仍旧量刑过重，没有真正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对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一审法院应当根据《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的规定，对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罪】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1年4月8日起施行)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和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与“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我认为：对本案应作减轻辩护，请注意下几个方面： 首先，严格审查公安及检察机关所依据的证据，看是否存在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以及所有的证据之间的关联性、是否存在自相矛盾等方面寻找突破口。 其次，就“抢劫”一节，应当从其犯罪的情节、数额、以及其本人在实施犯罪时所起的作用入手，看其在实施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如何。一事一议、一起一辩，分别情形，各自定论，掌握顺序，由表及里。 在写通篇辩护词时，应当从犯罪的构成要件、从社会的危害性质、从罪名的比较、从从轻、减轻、免除刑罚的情节、从证据是否充足等方面进行辩护。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审判员： 依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家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的一审辩护人，依法参加本案的审判活动。辩护人认真地研究了一审判决书，详细地查阅了本案全部卷宗材料，并依法会见了被告人，对本案案情有了比较全面、客观的了解，现辩护人根据事实与法律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法庭充分考虑并采纳： 一、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诈骗罪的犯罪事实及其定性本身没有异议。 二、被告人犯罪情节并不严重 根据刑法学理论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12.16 法发[1996〕32号)第一条的精神，认定诈骗罪情节是否严重主要从诈骗所得数额、犯罪行为导致的后果等方面来衡量。从公诉机关查明的事实和提交的证据来看，的行为够不上情节严重： 1、涉案金额较少。在2011年8月至2012年6月，通过虚假婚姻介绍，诈骗他人，获得赃款16250元。在诈骗犯罪中，16250元属于诈骗金额较大，而非巨大或特别巨大。对此，检察机关的起诉书第三页也是如此认定的，我们对此表示赞同。 2、不是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其在犯罪前有正当职业，一直本分老实，遵纪守法，凭自己辛苦劳动赚钱养家; 3、诈骗对象是公民个人财产，而非企业事业单位生产资金或救灾、抢险等民政救助财物，未造成企事业单位停产停业损失; 4、的犯罪行为未导致受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其他严重后果，危害后果相对较小; 三、本案中，具有诸多法定与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 (1)认罪态度较好 始终如实供述自己的行为，认罪态度极好。被告自始至终怀着赎罪的心态详细、如实供述自己的所作所为，从无隐瞒、捏造等他推责任、逃避打击等行为。被告在公安机关以后几次的讯问中的供述基本相同，连细节也陈述的前后一致。对此，起诉书在第4页第1段也确认了该事实。根据2010年10月1日期实施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第三部分第7条的规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被告人，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依法认定自首、坦白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 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辩护人恳请法院在对被告人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2)被告人有真诚的悔罪表现 不论是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上还是今天在法庭上，均表达了自己真诚的悔罪态度。人民法院在对王某量刑时应该酌情考虑。与此同时，被告人愿意主动接受罚金刑，愿意以此方式来主动接受惩罚，以表明自己的悔罪的诚恳态度。最高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指导意见》第二十五条第七款：被告人自愿认罪的，轻处10%。第二十六条第三款：主动接受财产刑处罚的，在20%以内按比例轻处。 (3)被告一贯表现良好，没有劣迹，不具有严重的人身危险性，不具有从重处罚的情节。 (4)被告愿意立即退还赃款 被告人明确表示要立即退赃，并且其家属也当庭表示立即退回赃款。最高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指导意见》第二十六条(二)被告人退赃、赔偿的(不含损失在2 000元以下的)，在10%以内按比例轻处; (5)从利于罪犯改造的角度，恳请法庭对被告人处从轻处罚 对于初犯、偶犯，要考虑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避免判处实刑后的交叉感染，有些盗窃犯只是偶尔失足，罪行并不严重，判处一两年的刑罚，适用了实刑，将其关进监狱，结果人没有改造好，反而沾染了一身恶习，使其丧失廉耻，进而破罐子破摔。惩罚犯罪并不难，但是要真正改造犯罪分子使其回归并且融入社会才是难题。 综上，被告人的行为符合《刑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列明的多种从轻减轻处罚的考量因素。请法庭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全面考虑被告的行为情节以及后果，对被告人处以7个月之内的有期徒刑或判处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 故恳请人民法院以人为本，人性化执法，立即变更的强制措施，尽快恢复的自由之身，保障的合法权益。 谢谢。 辩护人： 律师事务所律师 律师 2013年 月 日

审判长、审判员： 江苏姑苏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徐某家属的委托，并经被告人徐某的同意，特指派我为被告人徐某的辩护人，经过庭前仔细阅卷、会见被告人和参加今天的法庭审理，下面本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第 一、对于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检察院虎检诉刑诉〔〕433号《起诉书》，认定被告人徐某的行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辩护人不存在异议。 第 二、被告人徐某有法定及酌定的从轻情节，本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1.被告人徐某在犯罪过程中系从犯。 首先，被告人徐某在本案中所起作用比较小。在本案的分工中，被告人徐某仅负责带受害人到银行填写资料，而且资料的填写全部都是受害人自行填写。在截取信用卡之后，两被告人一起去刷卡套现。而在网上寻找客户、联系客户、与客户接洽，伪造公章、工牌，为客户提供虚假收入证明，截取并激活信用卡，联系机等这些技术性的工作都是由被告人黄某负责。 其次，从分赃的情况来看，两被告人约定二八分成，即被告人徐某拿两成，被告人黄某拿八成。虽然，本案的涉案金额为人民币176380元，但是被告人徐某仅分得人民币三万一千多。 最后，本案起意犯罪的是被告人黄某。在被告人黄某的询问笔录中提到，是他想出这个办法来用这个办法骗钱的，他是在帮人家办理信用卡的过程中想出来的。而且从两个被告人的询问笔录中都可以看出，整个犯罪过程都是由被告人黄某操纵、控制的，被告人徐某只是在听从被告人黄某的安排。 因此，无论是从犯罪分工，还是从犯罪所得的分成上来看，被告人徐某在整个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比较小，系从犯。 2.被告人徐某系初犯。 被告人徐某系初犯，无任何刑事犯罪及行政处罚记录。被告人徐某从厦门来到苏州是因为被告人黄某给被告人徐某打电话说生意有点忙，想请被告人徐某过来帮帮忙，并没有说让被告人徐某去套现。被告人徐某出于哥们儿义气来到苏州，直至第一次刷卡套现之后才意识到行为的严重性。犯罪后被告人徐某后悔不已，在辩护人会见徐某的时候，徐某也多次向辩护人表达了其悔意。 3.被告人徐某已经对被害人进行了赔偿。 在辩护人会见被告人徐某的时候，被告人徐某明确表示愿意退赃，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虽然被告人徐某的家庭条件比较困难，父母年纪已大，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但是其家属还是在积极筹借，用以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根据最高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3条的规定，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犯罪情节轻微，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不需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4.被告人认罪态度良好，悔罪深刻。 从侦查机关对被告人徐某所做的笔录中可以看出，归案后，被告人徐某能够积极、主动、全部、彻底地向司法机关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说明被告人徐某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他能够深深的反思自己，也认识到了自己的行为给家人和被害人带来的严重后果，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良好愿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意见(试行)》第三条第七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恳请法院在对被告人徐某定罪量刑时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5.被告人徐某的犯罪行为主观恶性不大。 被告人徐某之前在外面欠了一大笔债，其犯罪动机很单纯，就是急于还债。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因为法律意识淡薄，加上急于还债，才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其根本目的并不是通过诈骗来发家致富，也不是通过诈骗来奢侈享受，这与其他以诈骗为生、挥霍犯罪所得的犯罪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被告人主观恶性并不深，请法院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6.本案被害人也有一定的过错。 首先，辩护人为被告人徐某的行为给受害人带来的损失及伤害表示歉意。此外，辩护人想说明的是，在本案中被害人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其 一，被害人可能本身并不符合办理信用卡的规定，他们找到被告人代为办理信用卡，也是一种欺骗银行的行为其 二，被害人也明知道，提交给银行的收入证明是被告人伪造的，仍积极配合被告人申办信用卡。被害人的过错与本案的犯罪行为有一定的关联性，一定程度上讲，正是被害人的过错放任了本案犯罪行为的发生。 综上所述，被告人徐某在本次犯罪中系从犯，此次犯罪系初犯，认罪态度好、悔罪深刻，主观恶性不大，愿意赔偿被害人损失，且本案被害人也有一定过错，具有多种法定或酌定的从轻处罚情节，考虑到被告人徐某的具体情况，辩护人恳请法院在量刑时予以从轻处罚。 以上意见，敬请采纳。

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广东民道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陈某的委托，指派我作为被告人陈某涉嫌诈骗罪一案的辩护人。辩护人在庭审前查阅了本案卷宗材料，多次会见了被告人，认真分析了公诉机关的起诉书，参加了今天的庭审活动，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犯诈骗罪的定性没有异议，但是对指控被告人涉嫌的25万元有异议。该25万元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参与2016年8月25日诈骗被害人马某的24万元，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证据第一卷P37页底部，少某第一次口供，讲述了“成某、陈某等人是刚来到八甲镇的，没有诈骗成功”。少某的笔录，证实了被告人陈某在本案中是没有诈骗成功的。 第一卷P47页底部，少某也供述了“陈某等人去在2016年8月才住进八甲镇房屋的”。 第一卷P81页底部成某的供述“今年的8月24日才到出租屋做的，陈某搭我的小车去的”。 第一卷P170页杨某供述说到“是8月24日就跟着成某、陈某开车到的阳春”。这三人的供述，证实了被告人是2016年8月24日刚到的案发现场，没有成功就被抓获了。 以上是我的辩护发言，请法院慎重考虑并采纳。

轻罪辩护——争取打掉诈骗罪的指控 从现有的司法判例来看，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容易触犯两个罪名——诈骗罪和非法经营罪（具体可见笔者另一篇文章《从事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可能触犯哪些罪名》），根据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诈骗罪的量刑比非法经营罪要重得多。因此，在被控诈骗罪的大宗现货案件中，争取变更罪名为非法经营罪是行之有效的辩护策略之一。那么，什么情况下，才能使得轻罪辩护得以实现？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一）涉案平台和公司被认定为从事期货交易或者变相期货活动，但经营模式本身并不涉嫌操控行情和价格，行为人仅构成非法经营罪 立足于诈骗罪和非法经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结合大宗商品现货交易涉嫌犯罪的常规模式。笔者认为，大宗商品现货交易构成诈骗罪和非法经营罪的区别在于：平台或行为人是否存在通过控制后台、修改数据等方式操控交易价格和操纵行情等行为。 以《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564号周某某等非法经营案为例，在本案中，法院认为“被告人周某某等人均未取得从事期货经营资格，注册成立融汇公司，为获取高额利润商定设立交易盘房，以培训经纪人和举办股民培训班的方法，招揽客户炒作香港恒生指数期货和国内商品期货，属于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前提下，非法经营期货业务，构成非法经营罪。” 在本案中，周某某等人招揽客户炒作期货，收取交易手续费，并没有存在操控交易价格和操纵行情的情况，其行为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行为，而不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为目的的诈骗行为。因此，周某某等人仅构成非法经营罪。 综上，如果涉案平台的经营模式本身不涉嫌操纵价格，即使客户投资出现亏损，也不能认定为诈骗罪。 （二）涉案经营模式被认定为从事变相期货活动，但在案证据无法充分证明平台和公司存在操控行为，行为人仅构成非法经营罪 以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浙06刑终362号《刑事判决书》为例，一审法院认为韦某某等多名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一审判决后，多名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在案证据对平台交易模式、客户交易对手及对手是否有价格操控行为等事实未予查清，认定各原审被告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证据尚不充分,原判认定各原审被告人构成诈骗罪的证据不足。”最终，二审法院改判非法经营罪。 从判决书的内容来看，案件一审认定涉案被告人具有操控价格行为的证据主要是韦某、姚某某的供述。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以上述供述系公安机关对韦某、姚某某刑讯逼供所得为由提请法院启动排非程序。由于公安机关未依法进行录音录像，法院综合全案证据，采纳辩护人的意见，对上述证据予以排除。 因此，在涉案平台可能涉嫌操纵价格的情况下，应重点对公诉机关的证据进行质证，从证据的三性入手推翻公诉机关关于“行为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通过操控价格致使投资者亏损”的指控。 （三）在案证据也显示平台和公司存在操控行为，但关于客户经济损失的证据不足，相关行为人也仅构成非法经营罪 以辽宁省开原市人民法院（2015）开刑初字第00071号《刑事判决书》为例，告人刘善某等人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电子现货业务，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均构成非法经营罪。但是，法院认为“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虚拟现货交易，控制网络交易平台，虚拟平台内交易控制价格走势诈骗客户手续费的指控，因本案被告人控制大盘，虚拟价格走势可直接产生客户经济损失的结果，但现有证据关于客户经济损失的证据不足。本院无法认定刘善某、刘云某等七被告人诈骗犯罪成立。故对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刘善某、刘云某等七被告人犯有诈骗罪的指控，本院不予以支持。” 一般认为，诈骗罪的基本犯罪构成为：行为人以不法占有为目的实施欺诈行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受到财产上的损。这是普遍认为的诈骗罪完整行为模式，如果在案证据无法查清被害人因为被骗而遭受财产损失，则无法形成完整的入罪模式，相关行为人也不构成诈骗罪。 罪轻辩护——从犯之辩 涉嫌期货诈骗案件的涉案人员通常都比较多，这些人总体来说可分为五类： （1）组织指挥者，即平台建立者、出资人、股东等，这一层次的被告人很可能被认定为主犯； （2）负责开发市场的人员，又称为业务员、资管员或者客服人员，主要负责通过打电话或微信、qq、百合网等社交软件招揽客户到所在平台投资，通常被认定为从犯； （3）行情分析师，通常称为“老师”，主要负责向投资者提供行情分析意见，供投资者参考，通常被认定为从犯； （4）技术人员，包括软件提供者、平台维护者或者操盘手。这类人如果只是按照决策层的意思进行技术操作，获利方式主要是工资和提成，通常会被认定为从犯。如果是那种操盘手在涉案平台中起到的作用达到了“非他平台无法运转”的成都，可能会被认定为主犯； （5）行政、财务等相关人员，这些人一般也被认定为诈骗罪的从犯，也存在构成非法经营罪或者不构成犯罪的可能。